《聯合早報》中文版4月19日報道：為應對全球經濟面臨的增長、包容和可持續發展三大結構性挑戰，國家與政府財政支出功能必須重新定位到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建設長期集體能力上。
出訪美國的新加坡財政部長黃循財于美國東岸時間昨天（4月18日）上午（新加坡時間昨晚）在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簡稱PIIE）2022年宏觀周上發表專題演講時指出，各國必須重新定義財政政策，更新社會契約。
黃循財強調，這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而是錢怎么花，和花在哪里的問題。他也不是呼吁各國實行“大政府”政策，而是主張讓國家發揮更積極、有意義的角色，以達到重要的長期目標，包括提高生產力、應對不平等、重新啟動社會流動性，及催化綠色經濟。
黃循財說，社會轉移支付能幫助解決急迫的問題，但只有專注在打造共同能力才能支撐長遠發展，各國必須在兩者之間找到正確的平衡。
他一一列舉幾個公共撥款能提升公共福祉的例子，包括增建關鍵基礎設施、投資在幼兒早期發展、形成包容性、讓不同經濟社會背景居民以適當比例混居的社區，以及對退休福利和醫療保健進行改革。黃循財說，政府在這些方面的投資和做出的正確激勵措施，是打造包容和可持續增長的基石。
這是黃循財本月14日獲確立為新加坡第四代領導班子領軍人后的首個出訪行程。他在以“后新冠肺炎世界里的增長、包容和可持續發展”為題的演講中，用約半小時勾勒全球在這三方面面對的結構性挑戰。
在增長議題上，黃循財說，通貨膨脹預計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居高不下，各國在增長和應對通脹之間必須做出更艱難的權衡。
其次，各國之間和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情況正在加劇。多數國家的代際流動性也減弱，社會階層越來越固化。
黃循財說，各國內部的貧富懸殊問題部分是因科技快速進步所致，疫情也使包容性增長更難實現。他提醒，疲弱和不平均的收入增長、高度的不平等和社會流動性的缺乏都造成嚴重風險。
“人們如果認為自己成功的概率不大，無論怎么努力都無法躋身社會上層，下一代不會過得更好，社會穩定將受到影響，一切就會開始分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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